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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协议是否近在眉睫?未来将会怎样?

时间:2017-03-18  来源:澳门教区《号角报》  作者:安德列.卡格利亚多奇(Andrea Gagliarducci 点击:

当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表示「在主教任命这问题上,中梵可能提出修正建议」,顿时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在2月11日香港的英文公教报(The Sunday Examiner)撰文作出这表白,也为他在2016年8月之文章作跟进,他最新的文章给人某程度的振奋。
 
文中汤汉枢机表示,在任命主教问题上达成协议是「问题的症结;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绝未能把问题划上句号,冀望这分歧能在一夜之间化解,想法是:不现实,也没可能」。
 
总结时,汤汉枢机仍坚守信念,认为中国政府是将会承认教宗为圣教会最高首领;如有任何他认为不合适的主教候选人,他是有最终否决权。枢机解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也即是官方控制的教会,将变成一个志愿团体,主教们是可以作紧密联系的。他更说出梵蒂冈最后会原谅中国非法任命七位主教,对这事他表乐观。同时枢机亦希望未来「地下天主教会」的主教也被中方政府承认。
 
尽管汤汉枢机的话如何乐观,有对中梵谈判甚为熟悉的某位人士,在匿名条件下向中央通讯社(CNA)透露:最后协议仍未有定数。
 
消息来源更指出:「中国政府仍要操纵任命主教权,而罗马教廷对削弱教宗的最高主权亦表示不能让步,双方正陷于僵持状态。」
 
唯一可能导致妥协的方案便是「教廷接受通过选举产生的主教。但教廷也明白这选举全都是受国家控制,而天主教中国主教团的主教亦全属于中国政府掌控的天主教爱国会。」
 
另一方面,这消息来源人士补充说:中国政府会接受选举产生的主教,但这主教也须得教宗认可,即使主教是不应从选举中产生。
 
这人士还用了大家所熟悉的三只猴子来比喻现时互相协议的情况:「我没看到、我没听到、我没说话。」他继续:「虽然教廷意识到这选举并不自由,是个假选举」,但负责梵蒂冈谈判的人员会倾向于「默默地接受,以便日后的主教能忠于罗马,打从开始便能与教宗共融。」
 
汤汉枢机最近的文章,指出天主教教义说明教宗「在任命主教上是有最终、最高的权力。」意思是「既然教宗对主教候选人的配称度和合适度是有最终否决权,那么,不论是当地教会推选出来的,或是天主教中国主教团推荐的,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建议的方式而已。」
 
汤汉枢机此举是对前任香港主教陈日君枢机的挂虑,作出的回应。陈枢机在他的公开演讲、书信、文章,均对该协议条款,强烈表示他反对的立场,更指出此举有损教廷的权威,他要求教廷在未确保全面宗教自由之前,不要达成任何协议。
 
据汤枢机透露,现在有三大问题是受到威胁的:一、如何应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二、怎去处理那七位非法任命的主教,因根据天主教法典,他们己因违反「自科」而被「绝罚」;三、如何处理现在「地下天主教会」但不获中国政府承认的30位主教。
 
枢机表示: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他们的自选主教、自晋升主教的概念,也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些做法也是在「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压力下产生出来的」。
 
香港主教表示,就这未落实的协议,「教宗在提名或晋升中国主教这议题上,将会扮演关键角色」,加上「北京将会承认教宗的否决权和在选择主教候选人时,他是有最高、最终的权力」。
 
据汤枢机指出,在这情况下,中梵协议将会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变为「不论在严格意义上或字面意义上,一爱国组织」;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个志愿、非牟利、爱国家、爱教会的机构,成员是全国的神职人员及教友。」
 
可是,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因在「执行上」,每个获北京认可的「官方」主教,必须是爱国会成员。结果这有可能达成的协议,立即受批评,并拿出当年被任命为上海副主教的马达钦,在2012年的晋升弥撒仪式上,竟然宣布与天主教爱国会脱离关系。随后立即被软禁。虽然他在2016年中曾作出放弃背离天主教爱国会的立场,他现仍在上海佘山神学院,过着孤立的生活,无法行使主教的任务。
 
除上述情况之外,天亚社(UCA News)曾报导国家宗教事务局于1月26日公布一新决策:通过一修订法规,行使共产党员的严格管理,去维护责任,即「将会提升政府对宗教工作的法律权力」。
 
倘若最终在任命主教这问题上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中国非法任命七位主教这事件又怎去处理呢?因「事实上」,他们已被绝罚。
 
撇开非法任命这问题,这七位主教其中更被指控道德行为不当,须再作衡量。
 
正如汤枢机所说,困难是由于中国和教廷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教廷是不能直接调查,所以,若是由中方去调查,更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
 
教宗是唯一能解除此类绝罚的人,被非法祝圣的人可向宗座寻求大赦,「但他们『必须证明忏悔』」,汤枢机说,任何非法任命的主教亦须「甘于服从教宗」。
 
据中央通讯社驻梵蒂冈的数据源透露:教廷正为任命主教上,正物色中间点;而现行「由教区爱国委员会选拔候选人的制度」,应改为「合力找一位地下教会也欣赏和接受的」。
 
数据源更指出「无疑,这样的协议,未必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但我们并未满意。来源又说,「每次要达成协议,代价可能便是失去一些自由。这便是我们的困难,但也明白,在现阶段,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这协议能做到的,便是任命一些主教,以解决现有空置的教区。中国政府取消了几个教区,而教廷也可解散一些教区,以处理目前的情况。
 
数据源继续说:「教区曾经交托了一些教区给传教会,但现在这些传教会已全部撤退,再没有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大陆。
 
在任命主教上,「越南方案」也曾被考虑为可行的办法。
 
这协议或许会参照伯多禄.帕罗林枢机(Cardinal Pietro Parolin)在1996年对越南的建议:教廷提名三位主教给河内政府,河内再作决定。然而,中央通讯社数据源指出,「中方一直拒绝越南方案」;他们认为越南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纵使起步时遇到有些困难……如河内的缓慢回应,导致有些教区长时间空置……但越南的情况也算不错,双方已建立互信的关系。
 
教廷委派了一位非驻地特使到河内,成为建立邦交的第一阶段。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并暗指中国政府有须要承认地下教会的30位主教。
 
照汤枢机的看法,问题并未陷入僵局,他认为地下教会是在特殊政治和历史时期下产生,当时「教廷和北京还未建立互信,间接影响到政府与非官方主教们的互信」。
 
汤枢机更指出:「倘若教廷和中国是达成协议,那么便意味着双方的相互信任大增;而且非官方主教再不会被看作只懂坚持宗教原则的反对派。」这显示政府对他们的观感会好转。
 
汤枢机多次强调,这些中国的地下主教,实际上是「爱国人士的典范。」
 
提到那些非官方社群,汤枢机说近年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已改变了很多;继罗马与北京建立互信,接着一定是平稳与力量。
 
现时的协议谈判并不包括建立外交关系,据中央通讯社,熟谙中梵对话的数据源指出:这议题稍后再作处理。
 
目前教廷对华的教廷大使馆,是设在台湾的首府台北市,一个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反叛的省份。
 
说到与中国建交,教廷与台湾的关系,一直是最大的障碍。
 
近几十年来,教廷大使馆已再没有教廷大使,使馆只由职级较低的外交官负责,职位为代办。最后驻台代办为陆思道蒙席(Msgr. Paul Fitzpatrick Russell),但已于2016年3月被调派往土耳其,为当地教廷大使,现时台湾职位悬空。
 
至于职位悬空,有说是为了缓和教廷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这职位并不是真的空置,新的代办为高德隆蒙席(Msgr. Sladan Cosic)。没有公开宣布这委任,背后也有原因。
 
据中央通讯社驻梵蒂冈的数据源透露,教廷会随时放弃台湾的外交存在,但此举并不会破坏与当地的关系;教廷甚至可以加强在台湾领域的存在,可于牧民上,作更具体的关注。

译:何绍玲
原文网址:http://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is-a-vatican-china-agreement-close-what-could-happen-97774/
【注】原文将香港写为「总教区」,但实为香港并非总教区,只属地方教区。(参阅《香港天主教传教史1841-1894》夏其龙神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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