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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王作安:国宗局局长回应“官办宗教”说法

时间:2013-01-18  来源:凤凰网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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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

编者按: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表示,“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政教关系,跟西方有些国家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并认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不是说什么宗教事务都管,而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依法进行管理”。

以下为文字实录:

2001年9月11日,美国经历了建国两百多年来最血腥的洗礼。基地组织劫持了两架飞机撞向世贸双塔,发起了对美国的所谓“圣战”。就在这起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之后,从中东到中亚,从基地组织到东突组织,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崛起,国际反恐形势日益复杂,而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

911事件之后,中国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也就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特别是新疆,利用宗教煽动民族仇视和宗教对立,鼓吹进行“圣战”。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伊斯兰教就认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解经”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王作安:伊斯兰教当中有个词叫“吉哈德”,极端组织把它解释成就是什么啊,“圣战”。“圣战”就是说“三股势力”就讲了,你每个穆斯林都必须采取 “圣战”,“圣战”干什么,拿起武器来,你去搞,拿起炸药来你去搞暴力恐怖活动,赶走现在的政权,要建立哈利法的国家,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穆斯林一听,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圣战”是什么呢,宗教义务啊,就是说你按照宗教教义提出来,你必须要,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穆斯林,你就要按照这种宗教义务去履行你的宗教义务,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开展解经工作,有针对性地来开展解经工作,成立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然后对现在,被(“三股势力”)歪曲过的,或者存在疑问的一些问题,进行澄清,做出权威的,正确的解释,编成卧尔兹,新卧尔兹讲给穆斯林听。

卧尔兹,来自阿拉伯语,意为“劝导”、“训诫”、“讲道”等。在中国,讲卧尔兹是数百年来伊斯兰教传统的讲经宣教方式。2001年,首部《新编卧尔兹演讲集》面世,其中一篇就题为《什么是“吉哈德”和如何认识“吉哈德”》。

王作安:内地对古兰经解释与国际主流一致

王作安:根据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这种温和派的,那种解释,这个“吉哈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汉语讲,就是努力和奋斗的意思。就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有私心杂念,都有不良的欲念,我们都要同这些东西做斗争,做一个纯洁的穆斯林,这就叫大“吉哈德”。每一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还有一个叫小“吉哈德”的意思呢,当你的国家受到外国入侵的时候,你进行自卫,正义的自卫,这是可以,但是在中国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呢它就编成。这个解释编成卧尔兹,然后呢这个毛拉、阿訇们根据这个卧尔兹,再到清真寺里去给穆斯林演讲,这个引导作用就很厉害了。

王作安告诉我,解经工作开展这10年来,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一共编写了46篇《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包括汉文和维吾尔文两种文本,免费发放给各地清真寺。

吴小莉:我想听您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这个新卧尔兹出来了以后,穆斯林们他们的反映如何,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减少了《古兰经》的纯洁性,而需要一个中国版本,或者是说内地版本这样一个新解,会不会有这种控制的意图?

王作安: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解释,他们这个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都是中国这个最有名望的大毛拉、大阿訇组成的,他们这个解释也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是跟世界上主流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没有说为了什么特别的需要,我能给它加进去我自己的一个什么认识。

吴小莉:那现在穆斯林对于新的卧尔兹演讲集或者是解经的内容,现在接受程度怎么样?

王作安:应该说我们这个,至少我们那个毛拉们阿訇们都非常认可。为什么呢,包括这些解释,拿出去大家都觉得这样解释是可以认可的,再最后定稿,定稿完了,毛拉阿訇他们在培训的时候还一起来学习这个卧尔兹,然后给穆斯林讲。信徒呢,作为穆斯林来讲,大多数他信任毛拉,他讲的他一般都信。

对于穆斯林来说,一生中到麦加圣城朝觐一次,是伊斯兰教当中的最重要的五大功课之一。早在1988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就做出决议,根据各国穆斯林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来分配朝觐名额。各国均根据所分配名额,采取报名排队的办法。2011年,中国组织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共有1.38万余人,而这与两千万的穆斯林总人口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王作安:那么现在要求朝觐的人比较多,不是说想朝觐的人,今年都能朝觐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正在探讨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从宁夏开始实施一个,叫网上公开报名排队的办法。就是什么呢,设计了一个软件,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报名,一报名就生成了,公开的,你再后上去的人就在后面,然后一年一年排,轮到你就是你,这样就是说公开公平公正。现在因为有什么呢,朝觐也会开后门的,通过各种关系,我插队我就先去朝觐了,这样穆斯林就容易会有意见。当然这里边呢,也要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也在思考这问题,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讲一生当中如果有条件,应该到麦加去朝觐一次,但是呢-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些穆斯林呢,实际上刚刚经济有点好转,就赚了四、五万块钱了,朝觐一次回来又返贫了。

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下发的文件,2011年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费用,是每人30947元人民币。对于西北贫困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王作安:作为我们政府来讲,我既要尊重你的信仰,能够给你创造条件,今后能够便利的去朝觐,同时我也得关心你生活啊,大家都因为朝觐都弄得回来背了一身债,这也不好,所以平衡好这样一种关系,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现在也是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吴小莉: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就业,让穆斯林能很好的致富?

王作安:所以我们作为政府来讲,我们对穆斯林最好的回报,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增加就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生活条件好了,咱们好多事情就都好办了。

王作安:梵蒂冈对中国自选主教“绝罚”没有意义

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独立主权国家,人口不到1000人,其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大。就是这样一个袖珍国家,在当今的世界宗教事务当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它,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则是时而微妙、时而紧张。

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回应了关于中梵关系的问题。他说,中国愿意在“两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对话,共同寻找能够解决彼此问题的方法。有评论就认为,这是中国向梵蒂冈发出了和缓信号,不过王作安并不完全认同。

王作安:中梵之间一直有对话,一直有交流,但是呢摩擦也不少,这个主要涉及到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天主教。我们还在坚持自选自圣主教,这个梵蒂冈它觉得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在推进主教祝圣的时候呢,它就要出来阻挠,出来这个指责。这样我们中梵之间的接触也会受到一些波折,受到一些波折。其实我们态度很明确,我们原来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怎么做,那么至于我们双方要谈,那双方谈的有结果了,我们按双方的要求来做,你不能说我们双方还没有一个共识,你就要求我改变,这是不现实的。当然呢过去也有美国的朋友很关心这方面问题,他们对中梵关系很关心,经常问我这个中梵关系什么时候能改善,我说你不用着急,我说你去查查你美国的历史,美国跟梵蒂冈谈判谈了103年了(才建交),我说我绝对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1952年,中国政府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仍然同梵蒂冈保持着宗教上的联系。1958年,中国天主教会交给梵蒂冈一份主教候选人名单,遭到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回绝,并要对被选主教实行“绝罚”。

王作安:因为那个时候主教大部分是由外国人担当的,后来新中国,解放以后这些外国人都离开了,离开了教会就没有主教了,没有主教,对天主教来讲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所以这要选主教,没有外国人就选中国人嘛,正好选中国人嘛,选中国人当主教像我们汉口武昌两个主教,就选了两位主教,选了两位主教以后,就报给了梵蒂冈。

吴小莉:我们怎么选的?

王作安:我们选就是主教们商量神父们商量,教徒们推选,通过这种方式选出一个主教,然后报告梵蒂冈。梵蒂冈是它有审批权的,梵蒂冈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它缓解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但是它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非但没有批,而且要提出来要对中国的主教实行绝罚,就是这次绝罚,中国的天主教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没人批了,那就自己圣吧,自己选了自己圣吧,这就是中国天主教为什么自选自圣主教这个源头,源头在这。

天主教的“绝罚”,是所有惩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即将某人从信徒团契中排除,不许他参加教会的圣礼,剥夺他作为教会成员的权利,是神职人员和教徒所受的重大处分。

吴小莉:今年2011年就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对于乐山教区以及汕头的教区我们的主教祝圣,祝圣完了以后,梵蒂冈方面又提到了要对于这两位主教绝罚,提出了这样的声明,您怎么看?

王作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推进自选自圣主教,我们差不多到现在已经自选自圣主教,一百七十多个主教了。如果说没有这个自选自圣主教,中国的天主教现在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那么现在刚才讲到了中梵之间,我们愿意就相关的问题,展开对话探讨解决的办法,那我不能说,我一天不探讨出来,我就一个主教也不祝圣,你谈二十年三十年我一个主教不祝圣,我中国天主教怎么办?我中国天主教是有牧灵福传事业我是需要主教。但是呢梵蒂冈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没有沉的住气。它非要这什么东西呢,你现在我只要不认可你的,你没有报我批的(主教)我就不承认。过去有一些那个外界都传,说这个主教,你看中国政府和梵蒂冈都是默契的,大家都共同认可的。所以这样的方式很好,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的,当然梵蒂冈后面它觉得这个(主教)不错,它认了,那是它的事是吧。那么这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爱国会的主教团的主席,马英林主教,在我们天主教徒当中,无论是这个品行学识各个方面威信都非常高,祝圣(梵蒂冈)就是不认,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过去也绝罚过现在绝罚过,对我们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一直是自选自圣主教的,当然你今后要解决中梵关系你把这些问题都要给我解决好。

王作安:美国宗教机构专管别人 中国的只处理国内宗教问题

吴小莉:凤凰网友问,请问局长,您的信仰是啥,您觉得《圣经》值得一读吗?

王作安:这个好多的,我到美国去,好多人就包括到西方欧洲国家去,都问你是什么信仰的,他们感觉宗教局长理所当然肯定是个宗教徒,我就很坦率的告诉他,我就共产党员,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我能把这个宗教这块工作把它服务好,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圣经》,他说是不是值得一读,这个事情呢,用不着我来推荐,《圣经》它本身,一个是基督教的主要的经典,同时实际上,它也在文化,文学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王作安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进入中央统战部,1987年调入国家宗教事务局,从事宗教工作,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王作安曾经感慨,自己常看到中国的基层官员对宗教问题上,经常在“左了”和“右了”之间徘徊,在“松了”和“紧了”之间犹豫。的确,在中国内地,“宗教”二字一直带着一丝敏感的色彩。而作为宗教管理机构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在有些人的眼中,也是一个带有敏感和神秘色彩的政府机构。

吴小莉:比如说您到国外去,有人会问您说您这个局到底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就是来管理或管制宗教的,是有这样的提问过吗?

王作安:这个问题呢到有些地方去没有问题,你像世界上现在好多国家那宗教部很厉害的,那宗教部在那个在内阁当中地位很高的。但是这个西方国家,大部分没有宗教工作机构,但是呢它也不能,没有宗教工作机构不等于没有宗教工作,它好多我去接待包括有的在司法部里面,有的在民政机构里面,有的在那个叫内政部里面。到美国去,美国人就经常问这个问题,那个宗教局干什么的,为什么要你这个宗教局,我们美国就没有,不是管得好好的吗。我说你美国呢不是没有宗教机构,你美国的宗教机构还好几个呢

吴小莉:国际的,管国际宗教(事务)。

王作安:我说你们是专门去管别人的,不管自己,我们那个呢,是我们处理好我们国内宗教问题的。

王作安告诉我,中国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立最早是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也就是国务院的前身,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宗教处。到了1954 年,国务院正式设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然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政府一次规模庞大的机构改革当中,宗教局曾经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王作安:我们那个时候赵朴初先生还有好几位宗教领袖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给中央上书,要求,就是什么呢,要保留宗教局。

吴小莉:原因是?

王作安: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有了这个宗教局我们宗教界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愿望要反映,这个通过宗教局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能给我们来解决,

吴小莉:一个对口的单位。

王作安:然后我们没有宗教局了我们碰到事我们找谁去啊,非常不容易,而且这些年来他说,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把宗教房产落实回来,基本上就是我们宗教工作部门在做。另外还一个我们就是要协调关系,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有一些是没有报道,过去那个因为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这种事情发生这些年来发生不止一起两起了,那么再早些的时候曾经引起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像这种事情,这个国家宗教局出面来协调,现在我们就,最近这些年就比较少了。过去为什么穆斯林不吃猪肉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人他不是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有什么成见,他就是不懂,瞎解释,一解释就容易东西伤害了这个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像这种东西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在这些问题上,我在美国有好多宗教界朋友也讲,你说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说我在中国你看我有宗教局就都帮你解决了,你在你那边你就找不到谁来解决。

《圣经》中有一句经文说道,“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它的寓意常被引申为政治和宗教应该分离。中国是一个奉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不过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现行的宗教管理体制,是由政府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时通过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对宗教界人士、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活动进行控制,属于“国家控制宗教型”。但是在王作安看来,并非如此。

王作安:国家控制宗教,刚才讲的,叫这个官办宗教,这种这个影响,这种舆论的影响非常广。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在从事这个工作,我们不是没有发言权,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从政教关系,我认为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关系,但是呢跟西方有些国家,它并不完全一样,有我们中国自身的特点。你比如讲,我们中国这个叫,中国政府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宗教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能去干涉像行政司法教育这样一些国家职能的实施,这个就是很正常。为什么,我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在世俗国家里边国家的宪法法律最大,任何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都要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第二条我在中国我各个宗教一律平等,没有利用国家政权去扶持某个宗教,也没有利用国家政权去压制某个宗教。我对于各个宗教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我不允许有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宗教的存在。当如果有这样的宗教存在的时候,那就不是政教分离了。第三个我政府确实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但是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不是说什么宗教事务都管,而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我依法进行管理,美国也是一样啊,你真正要涉及到国家利益,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你能不管吗?也一样要管。

2004年中国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中国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不过有学界和宗教界人士建言,由全国人大出台一部宗教法,才能够让宗教事务实现更好的依法管理。

王作安:我们在制定宗教事务条例的时候,这个条例制订了十年,那么在制订这十年之前,就对制订宗教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这个调查和认证,就是说对制订宗教法的可行性,这个后来调查最后的结论,就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我们曾经考虑过,光是这个宗教你来鉴定一下,哪些属于宗教,就这个问题,你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经过了各方面的论证,专家的论证,认为现在什么呢,可以说这个建议是好的,咱们先从下面走,积累经验,最后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吴小莉:谢谢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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